“议以韩侂胄函首易淮、陕侵地”怎么理解

第1个优秀答案:

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乙集“函韩首”，引文中方信儒的应答之语，虽然说是外交场合的应急辞令，其虚实之间难以尽信，但是在某财轮种程度上来说，也可大致一窥南宋后期国家立国的基本经济区域之所在。金元帅上面和方信孺所陈述的内容是实情，在开禧北伐的这段时间内，南宋“一掷失五十四州”，这于宋而言可谓是沉痛的事实。由此而观之，方信儒的辩才无碍或许值得赞赏，但也恐怕难以掩盖从此而造成的川蜀地区财赋凋敝、境土日蹙、军备渐驰的客观事实。对于来自在此之后川蜀地区兵民财所面临的窘况，当时人已经说得很明白。杨泰之曾长期游于四川制幕，对蜀中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在宝庆年间的一次入对中，就向宋理宗指出过这种问答情况，他说：“兵端作于开禧之初，民力未困，故民之常心未失也。兵端再作于十年之后，民力已穷，常心丧矣。”此外，久历三边且长期在前线往室科司厂宪东主持军务的李曾伯说的更为直接，他说：“窃以坤维之重，莫如井赋之难。关中之积，久乏于粟红；渭上之耕，半为之苇白。矧从南渡，尤倚西门。及今百年之间，不知几变于此。井蛙内衅，封豕外贪。自开禧以来，兵民财三者以俱困；凡绍兴所置，茶盐酒一孔以不遗。重以漏卮，极于酒辙。二丝五谷，农已剥床领选交初直得留承身顺察；一马十牛，军未解甲。月计不足，岁入几何。士方杞鲁以视之，人必萧葛而可也。”以上所说的，都是南宋后期在面对边防问题中所呈现修点希属美出来的兵、民、财三者的困境。因此，尚在韩侂冑未诛之时，雨价统鱼究顺充够宋廷就已遣议和的使团入金商讨和议之事，由于金方的议和要求过于苛刻，韩侂冑并不满意，特别是要求追究挑起争端的主谋之责任，这在韩侂胄看来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单克控，遂决定图谋再战。史称“金遣使来，微示欲和意，丘崈以闻，（李）壁贻崈书，俾遣小使致书金帅求成，金帅报书以用兵首谋指侂冑，侂冑大恚，不复以和为意。”待到“方信儒使北归预，言金人欲缚送侂冑，故侂冑忿甚，用兵之意益急。”吧画然而正当此时，以史弥远为首的主和派官僚于开禧三年十一月将韩侂冑诛杀于玉津园夹墙之内，史称“玉津园之变”。随后，又“王柟自军前再还行在，议以韩侂冑函首易淮、陕侵地。”朝廷也答应了枭首议和的要求，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嘉定和议”。嘉定议和之后，宋金双方暂时息兵，南宋意组参空期细减又把的边备在紧张的备战位福宽青先比里权观且之后进一步开始废弛，前一年还在进行招徕沿边的忠义人和措置“雄淮军”等举措，议和之后立马“放诸州新军及忠义人归农”、“江淮制置司汰雄淮军归农”等。而这些原本军中卫国之人，“当边遽甫定，岁俭期脱，汰去军群聚寇攘。”再次成为办南外些倍燃架般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无奈嘉定和议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面对蒙古的压力，金南迁都汴，嘉定十年（1217），鉴于金朝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宋方决定不履行合约条款的内容，停止输纳岁币给金朝。袁燮反对与金讲和及再次输纳岁币给金，给出的五条理由（一）金朝贞祐南迁之后，与南宋在地缘政治上更为接近，和好的机会更为渺茫。（二）金朝贞祐南迁开封，由于地理上并庆提院接前资神纪表务不存在优势，需要保持似弱矛旧伤概令立国形势就需要占据险要的地势，因此对江淮和川蜀地区陆续发动争夺战争。（三）金朝对宋并非只有战之一途，而是和战施，因此找受谓火考怎与金朝的和议就更难以让人放心。（四）对于忠义人等第三方力量的争取。既然忠在降输坚秋义人已经与金朝为固侵也敌，如果我方再次与金和议，则无异于再次将忠义人推到对立面上。（五）南宋为大国，若在金朝垂亡之际仍然奉之以厚礼，实在有辱大国的威仪。上述分析非常冷静细致，理性客观，与一般性的士人厌和理论不可等量齐观。尤其是他的第二条理由，对于当时的情况把握非常的精准，他认为金朝贞祐南迁都汴，而“汴都四平，难以立国，欲夺我险要为驻足之地，首犯浮、光，肆及襄、汉，骎骎以至蜀。观其志愿，非专为岁赐也。”这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考虑判断，不仅对于理解金南侵的真正原因非常具有帮助，而且有助于我们明了此后这一时段内双方在各个地区的相互争夺行动及金朝的进一步行动作出合理的解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点名了晚金对南宋的攻击线路与之后的蒙元是稍有不同的，据其所言，晚金攻宋虽然大致上也兵分三路，但是最先对企图寻求突破的方向是江淮和京湖地区，因此首犯浮、光，肆及襄汉，而后才骎骎至蜀。蒙元在晚金之后的全面南进线路在整体上来看，虽然与晚金並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实行三条南进线路的方向和时间先后上是进行了灵活的调整，甚至可以说是与此前正好相反的，晚金是由东而西，至蒙元则由西而东循序渐进的推进。袁燮对于金朝贞祐南迁原因之判断可以看作是宋方对金这次南侵所谓“取偿”战争的真实动机。而在金方，也同样有人洞察到这一点。宋人袁燮的看法与金人刘祁在《归潜志》中的判断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合而观之，此二人的观点大致可揭示出金此次南伐之真因由，对于拨清嘉定和议之后宋金再战的迷雾非常有帮助。据史料记载，金朝南迁汴京之后碍于境土狭蹙，无险可守，遂谋南下侵宋，是故嘉定十年开始又陆续南下侵宋，至十二年，金兵分左中右三路南下拓地，自川蜀至两淮地区分头并进。对于这段时期内宋金双方的战事，学者们的研究已经非常清楚，兹不赘言。若说在金宣宗时期南下侵宋尚且以宋不纳岁币为口实而发动征战，那么到了末帝完颜承麟则明显已是强弩之末，早已无力南侵，也确实如刘祁说的“末帝即位，无南伐之议。”事实上末帝之前，金哀宗这一时期金朝的政策正是希望得到宋的粮食援助并且劝告宋与金联合，以此一起对抗蒙元。至宋，宋不许。金哀宗完颜守绪派人使宋借粮，并让使者带话于宋，晓之以唇亡齿寒之理，欲联宋抗蒙，但被宋拒绝。若结合袁燮和刘祁等宋金双方的史料记载可知，金人南渡之后攻宋的策略，是分步实行的，其首选在两淮地区，虽小有成效却不能久守，是以之后又决议攻蜀，史载“金人败盟，蜀道震扰”。从战事的后续发展来看也的确印证了袁燮和刘祁的看法，残金企图占据险要地区为驻足之地，甚至于将亡之际，仍欲拥众南下川蜀以图谋再复，此亦有史可鉴。结合以上记载，据知在残金垂亡之际，实欲从西边寻找突破口，利用武仙等地方武力的支持转入川蜀地区以苟延残喘。京湖一带的宋军在制置使赵方及战将孟宗政、扈再兴等人的带领下，成功的抵御了金兵这一阶段的进攻，史言“淮、蜀沿边屡遭金人之祸，而京西一境独全。”可谓端赖孟宗政人等“出奇贾勇，守固战克，遮蔽国之西门。”虽然“累月以来，淮襄间幸稍宁息”，但“蜀被其害，所过为墟。”可知宋随后在川蜀一带的防御却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反而失去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据点，这样陆续的战事一直持续到嘉定十六年金宣宗去世，金哀宗继位之时。也就是刘祁所言“末帝继位，无南伐之议。”林瑞翰先生曾经归纳金朝史料总结出来金朝衰亡的三个原因：一，迁都，二、吏治，三，伐宋。”根据林瑞翰先生的研究成果，则知晚金攻宋，不仅对于南宋政府造成巨大影响，引起朝臣议论纷出，也造成战守和之策难定，且对自身而言颇有饮鸩止渴的意味，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事实上林瑞翰先生所提出的这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起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的，三者的合力作用导致金朝进一步衰亡，直至灭国。上述只是略举晚金与南宋争战时西路边防的情况。金亡之后与蒙元的对抗，大致也延续了上述的路线，所作的的防御也大致相当。对于南宋后期边防地理的总体情况，张端义有大致总结，并可以约略看出当时人对军事政治地理的理解。张端义这段话中所点明的南宋已逐渐失去了军事防御上的地理优势，皆为南宋后期所面对的真实情况。下文有关边防和边患的讨论，皆建立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上。